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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冷战后中国对朝政策困境

发布者:张云 [发表时间]:2018-03-15 [来源]:联合早报 [浏览次数]:

纵横天下

从表面上看中朝关系的本质,应该是朝鲜单方面依存中国,但是情况似乎相反,朝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甚至有时让人感觉是一种“朝高中低”奇异的中朝关系,为什么中国能容忍国际上要为朝鲜的行为“挨骂”,在国内面对各种质疑,还被朝鲜“轻视”的奇异关系呢?

围绕朝鲜半岛近期局势的变化超乎想象地重大,韩国总统特使访问平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明确提出,若朝鲜军事威胁消除,政权体制安全保障,就没有拥核的理由,承诺对韩国不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商定4月底韩朝首脑会谈在板门店举行,并对4月份的美韩共同军演表示理解,表示愿意与美国对话及谈判期间不进行核武和导弹试验。随后韩国总统特使访问美国,特朗普表示有意在5月进行美朝首脑会谈。

对于上述变化,各种评论不一而足,但有利于半岛局势缓和的任何努力,首先应该得到肯定。当我们聚焦韩朝美之间戏剧性互动时,似乎容易忘记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角色在哪里呢?似乎上述重大变化,几乎是在与中国无关的情况下发生的。从客观上来说,如果美朝直接对话带来局势缓和,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作为六方会谈的召集国以及对朝鲜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值此之际不应当旁观静待,也是深刻思考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角色的机会。

奇异的中朝关系

金正恩执政以来,半岛形势随着朝鲜不断核试验和试射洲际导弹逐步紧张,已经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最为严重问题,对于中国朝鲜政策的议论也日益升温。在美国看来,朝鲜核问题的恶化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尽力遏制朝鲜;在韩国看来,中国对于朝鲜的做法不予以遏制,对于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却施予严厉的外交和经济制裁,这是中国的“双重标准”的表现。

对朝鲜不顾中国警告执意发展核和弹道导弹,中国国内感到失望和不满情绪增加。2018年1月,美国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成员国外长,在加拿大举行朝鲜半岛的外长会议,尽管中国对此批评为“冷战思维”,但这无疑意味着中国的朝鲜政策面对更大的国际压力。中国外长王毅在2017年12月的“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提及朝鲜半岛问题时说:“在半岛核问题上,中方做了比各方都要多的努力,承受了比各方都要大的代价。”这正是中国在半岛问题上付出了大量的辛劳,不但成果不理想,而且受到各种非议的委屈心理的体现。

更令人费解的是,朝鲜近年来对于中国几乎采取半公开的批评、无视甚至羞辱。2017年9月就在中国主办金砖首脑峰会期间,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2017年11月,中联部部长宋涛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特使访问朝鲜,但见不到金正恩。朝鲜官方媒体也不止一次地批评中国追随美国制裁的行为。几年前,还发生过牡丹峰艺术团访华时,却在演出前最后一刻突然取消而立即回国,令人十分不解的行动。而韩朝此次外交行动,似乎也没有迹象表明朝鲜事先向中国做了通报。

朝鲜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2011年日朝贸易额降至零,中国比重在2001年开始增加,2004年后激增。在2016年韩朝关系紧张,开城工业园区被关闭后,中朝贸易额占了朝鲜贸易的88%。在政治和外交上,中国为朝鲜最大的邻国,并保持传统的特殊关系,而且中国一贯主张要尊重朝鲜正当的安全关切。

从表面上看,中朝关系的本质,应该是朝鲜单方面依存中国,但是情况似乎相反,朝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甚至有时让人感觉是一种“朝高中低”奇异的中朝关系。为什么中国能容忍国际上要为朝鲜的行为“挨骂”,在国内面对各种质疑,还被朝鲜“轻视”的奇异关系呢?

中朝这种看似不正常的特殊关系模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朝鲜政策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困境?

美国中心思维与中朝关系本质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韩建交意味着中国对朝鲜的政策,转变为同时承认韩朝为两个国家,试图发展与两者等距离关系。但中朝关系转型,并没有从原先清晰的同盟关系,转型到新的关系定位,而是保持了相当成分的模糊性。中国朝鲜政策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位为正常国家关系以减少负担,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保持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特殊影响力,而这个背后最主要的变量就是“美国中心思维”,其政策结果是让中国的对朝政策模糊不清。

冷战后,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的大方向没有错,即在保证地区和平稳定的前提下,朝鲜经济改革开放实现软着陆,最终实现东北亚的和平。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望,并没有相应的在朝鲜核问题上,拟定出清晰的国家利益的定义以及明晰的朝鲜半岛战略。1989年的“64事件”、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一系列冲击,让中国国际战略思考中“美国”因素成了重中之重,“美国中心主义”思维成为中国战略思想中最主流的内容。同样,“美国中心主义”也主导了冷战后中国对朝政策逻辑。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将朝鲜问题主要看成是美朝关系的问题,一方面认为朝鲜在冷战后美国中心的国际格局压力下,最终必然走向改革开放,即“靠美国”实现朝鲜转型以及中朝关系朝着“正常国家关系”转型。另一方面,中国又试图通过同朝鲜维持一定的“特殊联系”以保持影响力,为将来中国减少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保持能够一定程度上“制美”的潜在杠杆。

上述“靠美制美”为特点的“美国中心思维”,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对朝政策上采取了不明确承认同盟、不废除同盟条约、不经济支援、不支持经济制裁、不支持联合国讨论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低风险,低介入的方式,以最低成本试图获取朝鲜转型和半岛稳定、中美关系杠杆的多重利益的政策逻辑。尽管中国从一开始就同意朝鲜半岛无核化,但这并不是中国关心的重点。

对于朝鲜的核计划,中国同样基于美国单极世界的认知基础上,认为这是朝鲜为了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不认为朝鲜有这个能力。1994年,美朝之间达成框架协定,解决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更加深中国认为朝鲜问题的核心是美朝关系的认知;90年代中国主要扮演一个消极的现状维持者的角色。

进入2000年后,第二次朝鲜半岛危机出现,也正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处于顶峰时期,中国主要担心美国可能会对朝鲜发动类似于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导致半岛局势失控,殃及东北亚和中国。2003年开始,中国转变政策,积极进行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斡旋外交。尽管中国对于朝鲜的行为不满意,但认为问题主要在美国一方而非朝鲜的基本逻辑没有变。

中国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已经威胁到国际战略稳定,而朝鲜问题正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因而,中国对于六方会谈的基本期待,第一是促成美朝直接会谈,第二是让美国改变和缓和对朝态度,第三是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一定程度的中美协调,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

中国在2003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政策的“有限主动”,从本质上没有摆脱90年代的基本逻辑,即专注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地区战略的变化,来决定自身的朝鲜政策的模式,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国单边主义,而不是让朝鲜无核化;缓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以及维持半岛现状,仍然是基本考量。

2006年朝鲜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朝问题大争论。但很快的,美国中心思维占据了主流,即认为核试验与否,中国都认为主要问题在美国那边,中国没有必要去画什么红线,也没有把无核化看成是核心利益。朝鲜核试验对中国影响不大,美国责任更大。

随后几年,朝鲜进入了继位政治的特殊时期,中国担心外部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会对朝鲜内部权力交接产生不稳定因素;而朝鲜内部稳定被等同于东北亚局势的稳定。金正日在去世前一两年密集访问中国,展示对经济改革的兴趣,似乎也让中国对新领导人有期待。可能正是抓住了中国把朝核问题主要看成美国的问题,以及维护朝鲜稳定看成是自身的稳定的思维,朝鲜自身政治经济的脆弱,反而被作为与中国博弈的工具。

由于中国的美国中心思维和利益排序不清,中国不仅没有说服朝鲜弃核,反而似乎相信朝鲜的逻辑,即美国不放弃敌视政策,朝鲜不可能改革和发展经济,而内部不稳定会带来转型、半岛无核化都不能实现,崩溃不仅带来难民,还会导致美国军事力量逼近中国。朝鲜成了中国不能够被抛弃的包袱,即中国在战略上某种程度上被挟持,中朝关系也变成了表面上朝鲜单方面依存中国,而实质上中国被迫反依存朝鲜的奇异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金正恩要与特朗普谈判,可以无视中国存在的现象。

无论美朝关系解冻会走多远,中国需要让朝鲜明白,中国的朝鲜政策不是依附于中美关系的,这是破局之关键。中朝关系转型不可能低成本实现多收益,不可能没有痛苦,对于利益诉求需要有取舍和排序,而无核化应该成为最优先事项。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