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特金会的朝鲜半岛局势走向已经有很多的分析和预测，这些讨论都很重要，但仍然高度聚焦于高政治领域，例如无核化的时间表、美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中美博弈等等。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最终取决于朝鲜的转型，而到目前为止看待问题的视角，朝鲜民众这个重要变量几乎是被忽视的。

国际社会看待朝鲜问题，主要作为一个安全问题在处理。这是因为朝鲜处于世界主要大国环绕的东北亚地区，发展核武器和远距离弹道导弹，让其获得远远超过自身经济规模的非对称的国际关注。如果朝鲜的地理位置不在东北亚地区，也没有核武器，国际社会的关注将会主要集中在其封闭而效率低下的经济结构上，包括对其民众的人道主义援助、经济社会转型等问题。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朝鲜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安全问题，但是危机的过程以及能够获得持久解决的前景，也将会取决于经济。

换句话说，长期以来看待朝鲜问题的视角，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精英”层面，对于“民众”的视角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朝鲜民众可说是朝鲜半岛到目前为止的悲剧的最大受害者。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从改善朝鲜民生的高度来看待，从提高朝鲜民众生活质量的角度，来稳步实现朝鲜的稳定转型，才能够最终实现半岛的长期稳定。

特金会的召开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走出了重要一步，政治安全敌意如果能够逐渐消减，我们也须与时俱进更加关注朝鲜民众。

诚然，由于朝鲜特殊的体制，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不具备经济改革开放的民众基础。朝鲜领导人愿意进行特金会，实际上是意识到改革开放是唯一出路的表现。

首先，朝鲜国家与民众的社会契约在变化。朝鲜原有的社会契约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为民众提供终身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民众服从国家命令。上述社会契约，在冷战中是建立在中苏为朝鲜经济输血的外部依存模式上。冷战结束后，朝鲜传统的计划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领导层当时没有下决心进行改革，加上1990年代中期的自然灾害造成饥荒，事实上原有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已经无法维系国民经济运转，民众不得不开始自谋生计，结果是自下而上的市场化进程出现，社会契约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财政危机带来的朝鲜社会主要矛盾在变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核武器开发的巨大经济成本，造成朝鲜财政状况长期以来非常困难。“先军政治”让朝鲜军队、情报系统、军工等部门获得经济资源的特权进一步加强，而国际制裁和自我封闭让财政收入增加无望。

结果是传统的国家应该向民众提供的基本社会功能严重不足。尽管朝鲜领导层试图通过让军队来参与经济建设，例如基础设施，甚至建设旅游宾馆、滑雪场、养鱼场等，但这不可能是可持续的办法，而且缺少市场因素的军队办经济的做法，效率很值得怀疑。因而，朝鲜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军队及相关机构对于国家资源的不断获得，以及传统国家为民众提供的社会功能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

第三，朝鲜同意在新加坡举行美朝峰会，以及在新加坡期间参观活动，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向民众释放要变化和可以变的信号。美朝领导人的握手、散步等“肢体政治”，对内效果在于说明美朝不仅可以化敌，而且可能为友。对新加坡建设成就的报道和赞赏，则向民众展示了外部世界发达程度，为变化创造舆论和心理准备。

美朝峰会后，重点要从领导人转向民众。在关注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安全政治问题被过度放大，而忽视了朝鲜问题中最为核心的主体和受害者是朝鲜民众，这需要一个很大的思路转换。现在的问题不是说要不要继续进行接触，而是进行接触的方式。

笔者认为，现在对于朝鲜问题上的共识建构，须有两个层次。第一是安全政治上要无核化，第二在经济社会上要进行接触。这两个方面必须是今后朝鲜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两个轮子，前者更多的是政治精英层面的问题，而后者则更多涉及朝鲜民众的福祉和国家未来的社会基础。

朝鲜核问题的紧张，不仅仅是国际关系上的安全紧张，更要看到由此带来的朝鲜社会和经济内部结构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也是其要走向改革的巨大动力，问题是如何更加有效地让朝鲜真正地下决心进行经济改革和开放。过去的经济接触政策不大成功，主要原因是朝鲜没有真正下决心，也存在着外部世界将经济接触主要建立在让朝鲜政权崩溃，不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个消极认知基础上。

朝鲜经济社会的自主转型，意味着以政治上的妥协来实现变革，也就意味着让执政者对于改革后的命运有所预期，而不是让他认为改革是为自己挖坟墓的开始，也就不可能真正下决心改革经济。

此次特金会意味着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向为朝鲜内部经济转型提供外部环境的方向迈出一大步；之后则需要中美日韩俄等东北亚主要国家，认真思考以何种方式，更加有效地对朝鲜开展经济与社会接触。在这个思考中，朝鲜民众这个被长期忽视的视角，必须得到应有的地位。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