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看上去是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危机，但本质上属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危机。当我们聚焦于中美贸易战时，另一个重要的国际事件是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歧公开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迟到早退，对于首脑声明明确表示不承认，并对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征收惩罚性关税，不少分析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在分裂，全球治理的真空期到来。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对内需要继续加快发展自主核心技术能力，以提高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须在对美外交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升级提供支持。

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演变进程

第一阶段是以全面霸权为基础的美国全球领导力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上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且被世界上很多国家认为是唯一可以为战后复兴提供全球领导力的国家。然而，冷战的到来决定了美国主导战后全球经济体系的可能性消失。美国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建构和强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这个机制在贸易上体现为关贸总协定（GATT），在金融上体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发展援助上体现为世界银行，美国也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在安全上，在欧洲体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亚洲则是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一系列双边安全同盟关系。

美国被称为“受邀请的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霸权不仅实力超群，而且被盟国和伙伴国普遍认可、接受和欢迎。在战后第一阶段以美国全面霸权主导的经济治理机制下，西欧和日本很快地恢复战争创伤，在1960年代普遍经历了高速增长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这个阶段，苏联及中国等东方世界的国家和地区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有限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第二阶段是以美日欧协调合作为基础、美国牵头的集体，提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领导力。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由于越南战争陷入泥淖，加上持续开放市场造成对日本和欧洲的大规模贸易赤字，贸易和预算的赤字让美国财政陷入困境。1971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体制，意味着原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同时，1973年、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及之后的经济衰退，引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恐慌。美国在越战后期的战略收缩态势明显，西欧与日本对于美国不再愿意继续单独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力深感忧虑，美国则认为这两者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在这种背景下，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提议下，美英法德日召开了第一次发达经济体的峰会。这是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原有的美国单独提供领导力，向美日欧三方协调合作的集体提供领导力模式转变，是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

在随后的发展中，这个机制加入意大利和加拿大，形成了七国集团。虽然七国集团峰会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联合声明也不具备条约那样的法律效力，但是七国集团之间形成的从高官、部长到首脑的一整套磋商、协调与政策创新的机制，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集体领导力。

客观上说，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到1990年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2000年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的高速发展，实际上就是在基本接受这个领导力的前提下实现的，全球经济的全面全球化进程也在这个阶段高速推进。

第三阶段是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领导力的漂流。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展现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薄弱，也展现了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带来的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信息产业等高科技行业加上现代金融业的成功者在全球化进程中越发富裕；另一方面，传统的制造业等中产阶级受到挤压，形成所谓的1%对99%的矛盾。为全球化利好发展中国家，却害了自己的想法，在美国开始不断强化。

全球领导力意愿缺失与中国外交转型的必要

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虽然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但人口红利的消失，技术创新能力的困境，加上全球金融贸易机制主导权仍然掌握在日美欧等国家手中，这也让他们十分沮丧。在这种紧张中，二十国集团作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雏形开始登场。然而，由于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等差别更大，成立10多年来似乎在政策协调和创新方面，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面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向内转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实力衰落的标志，也是中国担负起大国责任，引领世界的机会。

首先，必须看到，从更长时段的战后历史来看，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美国实力绝对衰落的情况。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25％至35％之间浮动，一时间的比重减少，并不能够说明美国经济的绝对下滑。而在军事上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的绝对优势会保持，科技创新等软实力方面也将继续领先。美国的实力在资源方面并没有出现绝对性的质变，不能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是美国实力绝对衰落的标志。

第二，特朗普现象展现的是，美国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力毫无疑问地出现了绝对下滑。上世纪70年代初放弃金本位的“尼克松危机”，就是美国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力意愿下滑的第一次重大事件，西方世界对此的回应是建立了七国集团机制，从原来的美国单独提供领导力，转为美日欧集体提供模式。现在特朗普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不屑，对七国集团机制的轻视，以及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要求其他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做法，实际上是新一轮美国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力提供意愿衰退的最新表现。

基于上述分析，首先，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将来也不可能有能力重现在194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的这30年时间里，美国单独提供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力的情况。第二，主要经济体提供集体领导力，在七国集团机制的实践中证明是有效和可行的做法，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第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原有发达经济体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创新，是时代的要求和趋势，同时也要看到困难和挫折将会比七国集团机制建设过程更加充满挑战性。第四，从七国集团机制的历史来看，集体提供领导力的进程中，美国的牵头作用仍然不可或缺，缺乏美国参与的集体领导力提供，往往缺乏足够的动员力。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考试，也是中国外交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力提供意愿赤字的一次洗礼。在对美外交的同时强化多边主义，如同当年的七国集团机制建立的时候，将美国逐步拉回到多边主义轨道一样。强化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和多边政策沟通和政策创新，共同提供全球经济领导力，将为中国外交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上世纪70年代初放弃金本位的“尼克松危机”，就是美国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力意愿下滑的第一次重大事件，西方世界对此的回应是建立了七国集团机制，从原来的美国单独提供领导力，转为美日欧集体提供模式。现在特朗普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不屑，对七国集团机制的轻视，以及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要求其他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做法，实际上是新一轮美国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力提供意愿衰退的最新表现。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