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天下

今年是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两国首相、总理和外长都互致贺电，中国外长王毅在新加坡会见日本外长河野太郎时，肯定了日本方面的积极态度，首相安倍晋三也多次表示愿意在第三国对“一带一路”开展中日合作。

中日关系正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这是令人高兴的变化，然而在乐观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在两国存在着对于关系改善势头原因的认知上，仍然强烈地存在的“美国中心思维”，认为对方更需要中日关系改善，这将有碍于互信的建立。

在日本长期存在着一种看法，就是中国的对日政策主要由中美关系所决定，当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往往会轻视日本，而中美关系坏的时候就会倾向于改善中日关系。这种看法在中美因为贸易问题出现紧张的情况下，似乎又开始大行其道，认为中国为了集中力量对美，所以需要同美国的同盟国家加强关系以避免孤立，这导致了中国设法改善对日本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也有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要通过改善中日关系，把战略重点和政策资源集中对美的观点。

正是基于“美国因素”是中日关系主要推理的认识，在日本目前有两种对华关系改善问题上对立的看法。积极派认为，由于中美关系紧张，中国对日本关系改善动力增强，可以利用中国更加需要日本的有利时机，在领土、安全问题上积极推进。保守派则认为，由于中国更加需要日本，所以不必过于积极，如果日本过于积极，可能会被中国反利用。

在中国对于中日关系改善的解读，主要大致有两种解释。第一是短期来看特朗普执政后，对特朗普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以及对同盟国家同样进行贸易制裁性措施的非常规做法深感不安，因而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以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特别是对于争取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三任期连任的安倍晋三来说，改善中日关系有魅力。

第二是从长期来看，经过了2010年至2014年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与动荡，由于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不仅中日力量平衡并出现逆转，而且中国已经直逼美国，日本看到中国发展势头不可阻挡，已经理解跟着美国遏制中国的想法，不现实也没有前途，简言之，日本“服了”。

上述两种解读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过于聚焦于美国这个外力因素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同时过度地用力量平衡这个结构框架看待中日关系改善也有问题。如果按照上述思维推演，那么中国就不需要在对日关系上过于积极，因为从长期来看，实力对比朝着进一步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美国，中日关系就会自然变好，从近期来说，日本有求于中国的地方更多。

今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时与安倍晋三会谈时，提出“努力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可以说这为中日关系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实现这个目标，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上述存在于中日两国的“美国中心思维”，以及力量变化自动稳定论的认知基础上。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前，中日关系由于冷战格局的限制，没有正式的官方往来，民间贸易也很有限。可以说，中日在1972年能够迅速改善关系，的确是因为冷战国际格局和美国因素造就，反对共同敌人——苏联的战略需要，让中美从敌人变成准同盟，而作为美国同盟国家的日本也自然转变为准同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当时的历史来看，中日关系改善依靠美国的确是事实，同时也让中日两国精英们的思维中，深深地植根了中日关系靠美国的“美国中心思维”定势。

然而，我们需要看到中日关系在之后的几十年发展中，已经不断积聚起独立于美国因素的自身的动能。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秋天邓小平访日乘坐新干线，参观日本企业，提出向日本学习后，不久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也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作出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不仅让日本的大企业受益，而且惠及许多日本中小企业，双边经济具有很强的互惠性。

从社会层面来看，中日之间有300多对的友好城市，每天往来于中日主要城市之间的国际航班，更是不计其数，这在世界主要邻国之间也是不多见的。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也是率先打破西方国家对华制裁的国家，中日政治关系也并非毫无可书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关系已经具备了独立于外力（美国）因素的发展动能，而这种动能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很主动地动员起来，形成巩固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美日三边关系不应该是一种零和思维，美国因素的确是将来还会继续影响中日关系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双方也需要意识到大国和邻国关系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双方内在动能的挖掘和巩固，否则中日关系似乎也太过于可怜。如何超越“美国中心思维”，让中日关系不单纯依靠力量对比的结构稳定实现自律性稳定，将是中日双方需要思考的战略课题。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